第二版对第一版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扩充，收入了从1922年7月至1926年10月以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宣言、声明★、公告、通电等38篇（正文28篇★，附录10篇），较第一版的文件数量增加了8篇，即《告农民书》《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致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信》《致中国书》和《致粤港罢工工人书》。其中《告农民书》是补收第一版遗漏的内容★★，其余7篇均是在第一版出版后新发表的★★★。此外，第二版将第一版正文部分的《告滇军兵士》和《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党员书》归入附录，并将第一版中的《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标题变更为《为上海总工会被封告工友》，将《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标题变更为《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信》。变更后的标题在2022年出版的《中国重要文献汇编》未采用，《汇编》采用的是第一版的标题，只是在标题前加了“中国★★★”。第一版封面印有“向导周报社印行”，封底印有★★“中国印行★，向导各代派处代售”★，同一本书有两个印行者，这很容易给读者造成困扰★★★。在第二版中，封面去掉了“向导周报社印行★”★，只在封底保留“中国印行，向导各代派处代售”★★★，这显然是对第一版进行了修订，也表明了此书官方出版物的性质。第二版存世量极少。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发展壮大党的组织，1925年10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和《宣传问题议决案》。会议提出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的工作目标★，强调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会议提出★★★“在政治上★★★，力求公开我们的党也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方法之一。组织我们自己的发展巩固我们党的组织，一切运动及工作里有我们自己很明显的思想上的及策略上的主张——凡此一切★★★，都是打击和公开结合的保证★★★”★★。会议强调：★★“我们的党应当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及口号★”。1926年1月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通过的《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再次提出负责职工运动的要“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主义和政策★★★，使群众对本党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同时一些报刊不遗余力地开展宣传推介工作★★★，进一步推动了它的传播★★。1926年5月8日，《向导》周报第152期刊登了《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的出版广告，并随当期报纸向每位订户附赠一本《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中国青年社为感谢读者对《中国青年》杂志提出的意见建议★★★，允诺向每位来信者赠送《显微镜下之醒狮派》或《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册；1926年12月20 日，《中国青年》在第145—146期合刊封底刊登了“革命青年必读的书十种★★★”，其中就包括《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此外★★，武汉长江书店、上海书店、汕头书店等也曾翻印或销售过《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经过各方面大力宣传★★★，《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初版1万册不久便告罄，1926年10月，第二版由向导周报社出版。

　　1926年5月★★，《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由向导周报社出版。在此之前★★★，中国曾以小册子的形式印行过一些党的文件。小册子作为一种特殊出版物，一般篇幅和尺寸较小★★★，具有携带方便★、发行量大、无定价★★、免费发放等特点，是为了适应宣传工作需要而印行的一种宣传品。1922年6月印行的《中国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印行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案》，1922年7月印行的《中国宣言》，1923年7月印行的《中国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以及1925年11月印行的《中国告农民书》等均属于小册子。其中，《中国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和《中国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文件集，收入的只是本次会议通过的文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集。与小册子不同，《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书有明确的出版机构、出版时间和定价。该书收入的是自建党至1926年我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部分文件，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立场、政策和主张的选集，这是我党首次就某一方面专题内容选编出版，开创了编纂出版党的先河。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高潮，1925年8月28日★★★，《中央关于★“九七★★★”纪念运动宣传大纲》指出：★★“要使这解放运动完全胜利★★，便应当更加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势力，发展一般民众的力量★，排除一切反动及帝国主义走狗的力量，那时才能废除辛丑条约，才能打破帝国主义之束缚中国的一切锁链★★★。”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要★★★“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势力”★★★，就必须加强对中国的宣传，努力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书正是适应这一时期革命形势发展的产物，它收入的★★★，不仅从整体上系统阐述了中国对于中国时局的立场、观点和主张，还针对五卅运动、列宁逝世、孙中山逝世、反奉战争、三一八惨案、万县惨案★、廖仲恺遇刺案等焦点问题★，阐明了中国的态度和政策。

　　1926年5月出版★，32开，书名红字★★，行书★★，竖排两行★。封面右上方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左下为★“向导周报社印行★★★”★★，均为宋体竖排。正文铅字排印，目录2页，正文138页，首版发行量1万册利国娱乐国际老牌w66。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共有3个中文版本，分别出版于1926年5月、1926年10月和1927年3月，均由向导周报社出版★。其中1927年3月版笔者未见，不过日本1963年出版的日文版为我们了解该版本提供了帮助，因为该日文版是以1927年3月版为底本翻译的★。

　　《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是在五卅运动后国内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为了发展壮大自身组织、大力加强宣传工作而编纂出版的一份官方出版物★★，它记录和保存了一批党的重要文件★★，集中反映了中国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路线和政治主张，凝聚了中国人在建党初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集体智慧，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书的出版表明★★，我们党在建党早期就开始注意对的收集、保存和整理，为我们后期开展党史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这是我们党历来重视历史、善于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体现★★。

　　1925年10月★★★，中国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发表了《中国告农民书》，这份文件在《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第一版中没有收入，应是遗漏了★，后来此文件收入1926年10月出版的第二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八十年珍贵档案》（上册）第153页注明该书所载《中央告农民书》图片是“根据1926年5月1日出版的《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影印”，这一出处有误，准确地讲是根据1926年10月第二版影印的。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党史专家石川祯浩在其2014年发表的《中国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以20世纪50年代的杂志党史资料为线月由解放社出版的《红色文献》是中国最早的官方文献集，这一观点显然有误★★★，因为《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的出版时间远早于《红色文献》。

　　1926年2月，蔡和森在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情况下，中国极力想组织一个完全独立的阶级的政党★★”★★★，这表明了中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强烈意愿。

　　《向导》周报是中国创办的第一个机关报，它发表了大量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的文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向导周报社在1926年9月出版的《论北伐》一书中，刊载了《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书的广告，广告称★★★：“这是一本集子，包括中国所有宣言★、告民众书等。读者在这本集中★★★，可以看见中国无论是在哪一时期★，都是站在民众前面，中国的政治主张正是广大民众最迫切的要求。中国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之前锋。”由此可见★★，《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实际上是中国在初创时期的一本政治宣言书★★★，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等方面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它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第一版是最早刊载《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公开出版物，但书中错将这份文件的发表时间标注为1922年5月★★。1980年，人民出版社在再版《六大以前》时，对书中收入文章的内容★★★、发表时间以及出处等进行了核正★★，将《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发表时间由1922年5月修改为1922年7月。

　　建党后不久，我们党就注意到收集、整理与保存党的文件的重要性★★★。早在1923年三大通过的《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就明确中央机关设立秘书★，其职责是收集、整理与保存“各种本党文件”★，最早承担此项职责的是在三大上当选中央秘书的。1926年7月，党的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组织问题决议》，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其职责就包括收集、整理与保存文件、档案。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于1930年在上海设立了一座秘密档案库——★★★“中央文库”★★★，专门用于保存党的重要文件。1931年，为了规范中央的文件的保存与管理，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办法明确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及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这是我们党最早的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规定★。我们党在建党早期对的重视和保护为编纂出版党的文献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6年10月10日出版，封面蓝色★★，32开平装，书名为红色黑体字。封面顶部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底部为《中国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的节选内容，均为铅字宋体竖排。目录4页，正文214页★，铅字排印★★，发行数量不详。

　　中央的号召在各地基层组织很快得到了落实★★，中国的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925年1月召开四大时全国党员不足千人★★★，至1927年4月召开五大时全国党员人数已达5.7万人，党员人数爆发式的增长与五卅运动的深远影响及中央重视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密不可分★★★。作为方机构出版物★★★，《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书汇集了党的宣言、主张、告民众书等，它的大量发行和广泛传播★★★，为宣传党的政策，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书按发表时间顺序编排，以1922年7月发表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开篇★★，以1926年3月20日发表的《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为结尾，包括二大、三大、四大的宣言★，第一、二、三、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以及《告五卅运动中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对反奉战争宣言》《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员书》等文件26篇，另有附录4则★★：《祝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大会》《为孙中山之死致唁中国》《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和《为廖仲恺遇刺唁》。

　　《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为我们党后来编纂出版党的文献提供了重要参考，例如20世纪80年代在编纂出版《选集》过程中，针对《中央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一文，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辑人员就对比查核了《向导》周报第147期★、《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1926年10月第二版）和《六大以前》（1942年版）上刊载的相关内容★★，从而确保了所选编文件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的《中国重要文献汇编》收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告农民书》《中央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告民众书》《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都是依据《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中相关内容刊印的★★，这三份文件均注明“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由于1926年出版的《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而《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告农民书》一文在第一版中并未收入，因此该文出处更准确的说法是★“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月出版的《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

　　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通过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接连向中国发起进攻，活动日益公开化，迫使我党不得不重新考虑新形势下自身的发展问题。而共产国际基于其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寄希望于，与中国强烈的自主发展意愿背道而驰，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强烈不满。这一时期的中国在推动北伐战争和领导五卅运动等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锻炼和发展，迎来了自身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时期★★★。如何因势利导★★★，巩固联合战线★★★，把广大工人和民众的力量凝聚起来★★★，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集《中国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应运而生。

　　1963年3月，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出版了由三上谛听、石川忠雄、芝田稔翻译的日文版，该书翻译所依据的底本是1927年3月出版的中文版★。1927年3月版与第二版相比，收入的文件数量和内容没有变化★，实际是中文第二版的重印本★。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古籍书店先后于1959年和1960年2月出版了两版油印复印本，全书目录2页，正文176页★★★，这两版的底本均是1926年5月出版的中文第一版★★。